2006年1月14日上午十点，建筑大师安藤忠雄一出现在上海美术馆的大厅内，就引来蜂拥的人群，在这个名为“安藤忠雄：环境与建筑”的建筑展上，观众的热情并没有让他有多少意外。同一天下午在上海影城举办的“安藤忠雄：建筑的可能性”演讲会也是座无虚席，连走廊和过道上都挤满了听众。

　　这一天下午，台上的主角既不是娱乐明星也不是企业家，而是这个从来没有受过专门建筑教育的建筑家。

　　41年前的现在，青年安藤正在计划他的第一次出国旅行，这个做过木匠和拳击手的青年因为在旧书店看到建筑大师勒。柯布西耶的图纸和书籍，强烈地产生了想去拜见勒。柯布西耶的想法，他想实地去看看柯布西耶设计的朗香教堂和马赛公寓。这个单纯的动机，鼓励着身家清贫的青年安藤“从横滨乘船到达了纳霍得卡，又换乘西伯利亚铁路，7天后到达了莫斯科，以后到了列宁格勒，然后到了芬兰，最后到达了巴黎”。

　　1965年，对日本的一般旅行者来说，也是海外旅游开禁的第一年。

　　他于1965年4月底从日本出发，到达巴黎时已经是9月份了，遗憾的是勒。柯布西耶在这一年的8月27日就已经去世了。

　　但青年安藤的“大旅行”并没有就此结束，在整个60年代，他带着自己所列的“考察建筑一览表”，从巴黎到威尼斯，一个人周游欧洲。他曾经置身于1968年5月的法国街头，他写道——“我置身在被愤怒的市民占领的巴黎街头，感觉到社会的某种大的变革开始了。”

　　“我在那时所接受的否意识和对压迫所采取的反抗行为，成为我以后通过建筑思考社会的各种问题，以后树立人生目标的基础。”

　　从七十年代末所建的住吉的长屋，八九十年代完成的广为人知的光的教会和真言宗本福寺水御堂，到近期的同润会青山公寓改造项目和上海国际设计中心—— 30多年来创作和设计始终活跃的安藤忠雄，也是为数寥寥获得建筑行业普立兹克大奖（1995年）的亚洲建筑家。

　　通过亲身体验建筑的旅行完成最初的自我教育的安藤并不满足于完成一个个建筑作品，他也秉承了他的精神导师勒。柯布西耶对于城市建设的热情，勒。柯布西耶所提的“绿色、阳光和空间”的口号，对安藤的职业生涯产生了长期的影响。

　　从20多岁他只身走进大阪负责城市规划的官员的办公室开始，几十年中，他不断向城市的规划当局提交各种未经委托的城市建设方案。比如在大阪火车站附近的楼房上种植树木，给进入这个城市的人以“绿色”的感受，这个几十年前就已产生但一直未被采纳的想法，在90年代后期他负责东京同润会青山公寓改建项目中终于得以实施。“你要不停地去和人说你的想法，说服他们同意，我到了60多岁才实现一些20多岁时的想法。”在演讲会上他的这番话有点像冷幽默，“我经常产生各种做建筑的幻想，那时我在大阪和东京的街道徘徊，看到一些空间就会设想我能做什么建筑，回去就和同事做了很多到现在都没有实现的建筑模型，这些模型在我的事务所都放不下了。”

　　安藤走路和说话时的样子都让我想起他所说的“粗石般的建筑”，这位与战后日本民主意识的苏醒和经济力量的崛起一起成长的建筑家，始终相信“恶战苦斗仍在继续”，他设计的位于上海同济大学内的上海国际设计中心，将是迄今为止他所做的最高层的建筑，对于一向钟情于混凝土的安藤来说，这幢高达三十层的建筑，他将面临新的材料和设计的实验，同时，怎样与这个邻邦的文化进行合作和沟通，也是他将为之努力的课题。

　　规划现代巴黎城市的奥斯曼（1809-1891）和现代大阪的关一市长（1927年任大阪第7任市长），都是安藤心目中将城市建设成如“宝石箱”一样的英雄，但他对当代日本城市建设的失望也在于，官僚和商业的力量，并不能选择对城市有责任感的规划和建设。

　　这位建筑家将当年对东京的膨胀和规划无序的忧虑也带到了今天的上海，在演讲会即将结束的时候，他忽然反问现场的听众：“我倒是想问一下我们国内的建筑师，上海有很多商业建筑存在，它们根本不考虑环境，不考虑文化，不考虑任何因素，他们仅仅是为了利益而存在，我觉得像外滩这样具有历史沉淀文化的建筑，它们的存在是不是和这些商业建筑存在冲突？我倒是想反问一下在中国设计这些商业建筑的建筑师，他们是怎么想的？！”

　　1月14日，在展览和演讲会密集的工作安排中，安藤忠雄在简单的工作餐之前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访问。

　　问：您是通过自我教育成为一名建筑家的，在此之前您曾经做过木匠和拳击手，这对于您的职业生涯有什么影响？

　　答：拳击手是一个人在台上，在台上打的时候，他有一个团队在背后帮助他，这对建筑工作的展开是一个很好的启发，我也有一个团队，但是最后设计建筑的时候，是我来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