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大师矶崎新：消费主义是建筑垃圾的温床

　　记者:什么样的新关系呢?

　　矶崎新:作为发展商来说,房子可以卖多少,可以开发多少,把房产作为一种商品买卖,但是这里发生的变化是以往在社会主义体制非常彻底的情况下,主要是由国家来做这些事情,是由国家统一规划。近20年来,个人开始有权、有能力把房子作为商品买卖。房产进行买卖当然是对房地产商来说是如何能卖得好,实际上如何能卖的好,有几个点子是大家非常熟悉的。关键是卖点要打个包,比如说价廉物美、包装是非常重要的。整体卖的时候的卖点是非常重要的,这个中间的设计已经成了包中的一个点,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作为建筑师如何更好的把房产的卖点融入到设计当中,让这个包裹更加的艳丽。各种各样的包裹之间必须要有差异,和别的地方之间要有不同的亮点,没有不同的亮点就卖不掉。

　　记者:所以建筑设计也成了一种被消费的商品。

　　矶崎新:是的。这也是中国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利的现象。2000年之后我对中国的关注更多了,也更重视了,发现从上个世纪50年代之后,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建筑形态在中国只需要五年,就不分先后同时间的一起消费。也就是说中国对设计的消费是以惊人的速度在增长,这就感觉昨天设计的东西,今天看起来就旧了。从建筑的历史上我们来看的话19世纪的时候,当时的建筑形态或者是建筑文化,基本上花上一个世纪才能被消费掉,被认为是老了,但是20年之后提升到差不多十年,但是今天,特别是在中国,已经提升到一年一变的感觉,这就造成设计要天天变,不停的变。已经把设计师逼到无时无刻不停变化的时代。这样对发展商来说,发展商从住宅这一点上来说,住宅的内涵差别是不大的,有这么10几种的变化也就够了,这就变成了追求表面的变化,造成了刚才所讲的设计变成不显眼的东西。建筑师是非常得可怜,建筑师和发展商的关系变得很矛盾。而且这种状况只是单纯的在追求一种变化,起不到对建筑、对文化一种更大goodfeel的推荐作用。生产出来的东西被消费掉之后,就变成了垃圾, 而且中国目前这种现象已经到了极限的状况。同时城市又变成了扔弃垃圾的垃圾筒,老的城市规划体制在规划着城市,导致了一种完全矛盾的结果。这个渐渐变成垃圾筒的城市,如何做到以人为本,把生活变得更加美好,这并非是通过城市规划体制,通过每天一变的设计所能改变的,我们需要一个新的衡量的标准引入进来,这个新的衡量标准不是我这个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生活的人能够所评论的,而是需要这个国家的人来挖掘的。

　　记者:您认为在这个建筑消费主义的时代还有没有真正的“前卫建筑”?

　　矶崎新:作为我们这个年龄的人,我经历了60年代,特别是68年在世界上称为文化革命的时代,那个时候中国是文化大革命,我的建筑也经历过那个时代。在1968年的文化大革命之后,我认为所谓的“前卫”的现代建筑在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一直以来我有这样的理解,所谓的“前卫建筑”是一个固有的名词,是60年代之后提出的。“前卫建筑”是走在前面的建筑。历史上所谓的前卫建筑是比较活跃的建筑,那个时候对于现在有一个目标点,朝这个目标前进的,站在目标的最前端,站在这一点上的东西被称为“前卫”。在1968年之后,文化革命已经不存在了。这是因为“前卫”有这样一个目标点在这里,1968年的革命使这个目标点消失了。乌托邦已经消失了,也就是前卫没有了目标,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依据。之后我认为出现的参考点应该是建筑评论,在之后的20年非常活跃,不只是评论别人的作品,也包括剖析自己的作品,在评论中“前卫”得到了再生。被评论的建筑师才得到生存,不能被评论的建筑师最终消失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评论家。然而,自从9.11事件之后,连评论的参考点都已经不存在了,或者是不很活跃了,这个时期称之为 “后评论时期”。评论已经跟不上社会的发展,社会上各种文化发展的动向了,艺术家、建筑师在评论失去活力的今天,需要和社会的快速变化发生直接的对话。

　　记者:听说您被委任为日本福冈市申报2016年奥运会的项目总策划人,您能和我们描述下您所策划的福冈奥运会吗?

　　矶崎新:我在这里提出的想法,和以前举办过的所有奥运会,以及还没举办的北京的奥运会的想法,是完全不同的理念。在20世纪,奥运会的模式是基本固定的,是以大的国家的首都城市为主的计划。到2008年,东亚主要国家的首都东京、汉城和北京就都相继主办过奥运会。我想,21世纪的新一轮奥运会不应再局限于首都城市,而要强调“地方都市特色”。作为奥运会,应该回归奥林匹克本身的精神,应该是地域性的,因此我提出了环东亚奥运圈的概念,应该是东海周边的城市,包括日本、韩国在内的这样一个计划。我为什么要提出这样的作品呢?这好比是后评论时期中间对抗的一种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