登琨艳：在家就是取一杯酒，读一本书

上海时尚权力100人之登琨艳　　

　　让建筑尽情展现美

　　相约去登琨艳家时，他非常友好地在大门外迎我，然后就转过身来向我介绍他居住的这幢房子。这幢石造的建筑原是清朝末年的日本在沪领事馆，是Ｕ型建筑，解放前这里是亚太经设会。从大门的楼梯拾级而上，就看到了石造建筑的后栋，也是Ｕ型建筑向水的一隅，这幢悬着“红楼”牌匾的三层带阁楼的红砖洋楼原是部队招待所，如今是一些私人公司的办公室，一层楼面上仅男女各一个卫生间，这种感觉乍一看很像以前大学的宿舍楼，对大多数上海人来说，已不会再习惯这样简陋的住所。登琨艳在上海置了房产，只是现在都空关在那里，既不出租，也不自住。在他眼里，１９９３年上海开放后设计与建的房子，太不那么上海了。

　　“我决定在上海住下来，是因为我非常喜欢上海租界历史上的那些西洋建筑，它们不但外在华丽雄伟，内在也极为精致炫人，所以我一直千方百计地找这样的房子来住。”那时，大样环境设计工作室搬到了黄浦区苏州河边的老仓库里，登琨艳也就此决定要在黄浦区的黄浦江边找房子住，当时除了海鸥饭店和苏联领事馆外，就剩下了这几栋楼，“我苦口婆心才磨得他们把房子借给我住。”

　　因为是老房子，每层楼的层高都在５米以上，空间非常开阔，房间里也有不少柱身柱头梁线装饰花样，华美大气。他说，建筑本身就美不胜收，它是真正历史和城市的主人，我不过是个过客，我唯一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建筑尽情展现它的美。

　　登琨艳档案

　　作为一名建筑师，登琨艳的名字在７０年代就享誉了台湾，他设计的“旧情绵绵咖啡馆”、“现代启示录咖啡馆”曾在建筑行业引起巨大的震动，成为当时台湾餐饮业室内设计的革命性作品，它的后现代风格直到今天还是台湾最具特色与新意的，到了８０年代，登琨艳已是台湾建筑界的一面旗帜：“台湾现代设计肇始者”、“解放都市空间的大师”等一系列的桂冠戴在他的头上，同时，他又备受时尚界的追捧，只要媒体有评选，他一定是“最有品位的男士”、“最有价值的单身汉”，可就在他炙手可热的时候，他却理智地选择了流浪世界，他找自己想要的东西，看自己想看的建筑，足迹遍布了欧洲、美洲、亚洲、终于停留在了上海。１９９７年，他领衔的大样环境工作室落成在苏州河畔的破旧不堪的老仓库里，再一次引起国际媒体的关注，人们把苏州河比作纽约的ＳＯＨＯ，上海因为有了登琨艳而注入了新时代的人文和艺术的意味。

　　书房 客厅 一座山，一朵云

　　红楼的二楼楼梯对着的那间屋子，是登琨艳的书房。这间房间原先一直有房客租用着，不久前大楼失火，房客搬走了，于是登琨艳就把它租了下来。它曾是原来日本领事馆领事的办公室的会客室，房间里的梁柱异常精致华丽，当然这需要懂得它的人来认识和珍惜。

　　登琨艳搬进来之前，这里已和原先的建造有些许不同，比如大门对面的一排三个落地门窗原是一个沿黄浦江的大阳台，不知道是哪一年给加装了一层铜钢窗，变成了室内，没有了露台的通爽，而且这三个开间的大阳台被隔成了三个小办公室，里面的大空间也给隔得像密密麻麻的鸽子笼，就像当年进驻老仓库一样，登琨艳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拆除与还原，让空间与装饰回复到原本的面貌。

　　梁柱上的花饰因为时间久远而被人忽视，登琨艳把他重新修补回来，然后再刷上最简单的白色石灰水，室内的柚木护墙板也一样，把破损的地方一点点补上，他再请人将地板狠狠地刷出原来的木纹，尽量让它露出１００多年前的痕迹。

　　这个１５０平方米的空间中，除了四根柱子，别无它有。因为是书房兼客厅，总应该有坐下来会客和画图的地方，可是怎样才能不破坏建筑的美呢？登琨艳考虑了很久，也画了几张草图，终究觉得不妥当而放弃了。

　　跟着登琨艳推门进来的时候，一片特殊的灯光白纸像山一样堵在我的眼前，这是具有屏风功能的隔断，只是这片灯光白纸是用长短不一的竹竿，直一根、斜一根的支撑着，使人耳目一新。顺着“雪山”往上看去，一片“祥云”漂浮在房间的天空中，那是用或直或斜的竹竿支撑着的有着自然皱褶的紫铜云灯，站在门口，顿时感到这里多了一点华丽濒临颓废边缘的迷幻气氛，一时间我竟忘记了我在哪里，所有的血管贲张开来，思想却纤细地游荡着，真想坐下来，点一支烟、喝一口酒。

　　房间里没有加装任何形体与固定的装置建物，空空如也，只是从工作室里搬回来一张大工作台子斜放在屋子中央，再装上了电脑，几把中式的官帽椅，大门右侧的墙上靠着最简单的书架，放着需要阅读和翻看的书，就这样把空间还给了自然。

　　登琨艳在书房里非常强调灯光的作用，不过这些射灯全部都朝向天花，我们的视觉在不经意中往上看去，那些美丽壮观的柱列门套线板、天花石膏装饰变得出奇地魅艳。这是登琨艳心中的上海，是爵士节奏中的都会生活，不知别人看了会怎样，我心里是认同他渲染的关于上海的情调的：一点点浮华奢靡，一点点醉生梦死、一点点无奈与无助。

　　偌大的房间中，除了６把椅子，就没有可坐的地方了，建筑师也许想到了这一点，打起阳台的主意来了。大阳台因为是一个单独的空间，不会破坏室内的环境，比较可以随心所欲地利用一番，登琨艳把它全部改建成了日式的榻榻米，这样，这个空间也延续了室内的宽敞大气，变成既可以供人小坐，又可以欣赏窗外风景的休闲区。实在是他的高明之处。

　　卧室，美丽的红砖洋楼穹窿顶

　　从书房走出来，走到三楼，看到三楼走廊边辟开的一支宽七十公分、有点陡的小楼梯，从这里爬上去，就来到了大家称为蒙古包的登琨艳的卧室。

　　把这里称为卧室，是相对于楼下的书房而言，其实登琨艳在这里住下的时候并没有楼下的那间，所以这间１５０平方米的房间中也算是应有尽有了。这个建筑空间是个四坡落水的圆弧穹隆拱顶，屋顶中央又有两个尖尖的弧型秃出物，外型很特别，室内朝北一排开间被以瓷砖壁炉为界隔出一开间宽三公尺的走道，走道外是一片七十平方公尺的大露台。

　　朝南的五分之四的空间没有其他隔间，只有中间两排、左右各三支的大木柱列，空间就这样有了层次，房间的东南面以一台电视机和一张长沙发构成视听区，东北面是登琨艳的睡床，西面的一张大工作台上放着他的东西：名片、图纸、书、眼镜、电脑，北面的台子上放着他最爱的红酒。他的衣物藏在壁炉后的小储藏室里，家具已少到不能再少的地步，整个空间就这样一览无余。

　　登琨艳在这所房间里做设计，就是从台北老家带来的一些他喜欢的家具，这些家具居然和房间的风格相当的和谐一致，而屋子则秉承了他的一贯风格，在原有的白墙与柱梁上轻轻地涂上一层传统的石灰水，木柱门扇地板只是用清水洗干净罢了。

　　屋内朝南的窗子很小，可因为窗子小，就能体验到一种非常奇特的感受：当万吨轮缓缓驶来，并且越来越近，整个船只的舱位都能看清楚的时候，房间就会一下子暗下来，轮船把整个窗户都封住了，感觉就要撞上来一样。这种揪心的惊险和擦着心尖的感受真是上海唯一的风景。

　　墙上挂饰物，游戏空间

　　登琨艳的家里，只有两张照片高挂在书房中，一张是登琨艳用红花布为时报设计了一个临时的广场的实景，年轻人在横七竖八的竹竿和红布里聚会聊天。设计理念和书房有着异曲同工之妙。看得出，他很喜欢这个设计。

　　我说：“我看到过你的师傅汉德宝关于这个设计的文章。”

　　登琨艳说：“我不知道，他又骂我什么了？”

　　汉德宝认为登琨艳的作品是在颠覆传统，但颠覆不是创新，只是苦闷的爆发。登琨艳说，其实还是他最了解我，我的作品也不能被人真正理解，真的很苦闷。

　　从登琨艳２８岁成名开始，他就一直成为媒体追捧的对象， 他的每一件作品都备受媒体推崇，可又有多少人能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他蛰伏在上海的１０年里，内心的冲动一浪高过一浪，如果说他心里还有梦，那就是希望有朝一日能成就一个建筑大梦，只是这不是他想到就能做到的事情。

　　另一张照片是１９９７年著名摄影师何经泰为他拍下的一张个人照片，那年，他已决定离开台北，到上海来了却梦想。看来他当年是严肃的，镜头前的他陷入沉思，而现在他依然严肃，因为他把这张照片挂在了璧炉上方原来挂着日本天皇照片的位置上。登琨艳在上海的空间游戏，一半为海上旧梦，一半为自己造梦。

　　对话登琨艳&王汉芳

　　王汉芳（以下称王）：你在家里是什么样子的？能给我们形容一下吗？

　　登琨艳（以下称登）：我在上海还有一个工作室，它是个老仓库，在国内外的媒体上有太多的报道。那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环境，我大多数时间都是在那里度过的。回到家，基本上就是睡觉。有时有朋友到我家来玩，我们多半也是望着黄浦江的夜景喝喝酒，兴致高的时候就爬到屋顶上吹吹风。如果真的是有机会我一个人在家，我多半喜欢拿一杯酒，坐在窗台上，对着黄浦江，看看书，我很安静。至于那个书房，我才刚刚装修好，书房的照片媒体从来没有曝光过，它应该很适合搞ＰＡＲＴＹ。

　　王：在装修这个家时，你倾注最大心血的地方是哪里？

　　登：在我住进来以前，这里从来没有住家，卧室原来是个仓库，书房是办公室，也就是说几乎没有人重视过这个房子。我搬进来做的只有一件事情，就是把后来别人加进去的东西拆除，然后好好清洗干净就行了。这么华美的建筑，任何装饰都是画蛇添足。我用的材料也是最简单的白石灰和地板蜡，没有用一点油漆，也没有用任何色彩。作为建筑师。在这样美伦美奂的建筑前，不作为就是最大的作为。

　　王：如果再置一个家，你希望它是怎样的？

　　登：我对空间从来都是喜新厌旧的，除非有更好的、更有诱惑力的空间和建筑，否则我能搬到哪里去！？我从台北搬来上海住，我希望自己浸淫在上海的历史和文化中，我说的文化不是现在的，而是租界的，三○年代的，虽然不太真实，但那是真正的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