矶崎新：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

　　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自从去年在上海开办建筑事务所以来，便成了上海的常客。事务所负责管理在中国的十多个项目，包括中央美院新美术馆、深圳文化中心、上海艺术大酒店、九间堂别墅、四川安仁博物馆的日军馆等。12月24日中午，矶崎新又一次抵达上海，为喜玛拉雅艺术中心的工程设计作前期准备。

　　当天下午两点，矶崎新接受了本报记者的专访。之前，他曾以旅途疲劳为由，婉言拒绝拍照，但一面对镜头，他便向女助手要梳子梳头，直到确认头发整齐为止。

　　作为与安藤忠雄、黑川纪章齐名的日本建筑大师，矶崎新像一个谜。自上世纪60年代起，他一直引领着世界建筑的先锋潮流，被称为日本建筑界的切·格瓦拉。

　　此后，每隔十年，他的建筑思想就有一次大转变。在70年代，他进入“手法主义”阶段，即“叛变”导师丹夏建三的代谢派；在七、八十年代，他凭借自己的经典作品水户艺术馆和筑波中心，稳居“后现代主义建筑大师”的地位；在90年代中期，他则倾向于表现主义，随后的作品越来越有未来主义色彩。

　　在2002年上海双年展上，矶崎新不客气地给上海的建筑评分为“B”。他说上海只有建筑，没有艺术。在造型设计方面，上海只是一个胆小的巨人。2004年，在青岛“中国当代建筑文化论坛”上，他又指出中国建筑师效率高，是因为用了盗版CAD。在日本，他则因为意见尖锐，屡屡和政府对立，被很多项目拒之门外。

　　矶崎新不仅是建筑师，还是雕塑家、艺术家、思想家。他自称世界公民，朋友满天下，从三宅一生、约翰·列侬、小野洋子、吉田喜重、三浦康平、埃里克·克拉普顿，再到哲学家德里达、福柯等，都是他的朋友。

　　在矶崎新40年的建筑生涯中，有多个模型和设计作品“未建成”，并且这些作品的知名度比那些已经建成了的作品更高。在矶崎新看来，“反建筑史才是真正的建筑史。建筑有时间性，它会长久地存留于思想空间，成为一部消融时间界限的建筑史。阅读这部建筑史，可以更深刻地了解建筑与社会的对应关系，也是了解现实建筑的有益参照”。所以想理解矶崎新，得先理解那些“未建成”的作品。

　　“在70年代，只有我一个人穿三宅一生设计的衬衫”

　　B：请描述一下您的日常生活。

　　A：早上在家看书写字，下午去公司，晚上参加社交活动，活动多数是去看文化界、艺术界的展览，我总觉得时间不够用。

　　B：听说您的夫人也是艺术家，她对您的艺术创作有影响吗?

　　A：时尚、文学、思想、电影、音乐等所有领域的艺术家我都接触，但不接触政治家和实业家。夫人对我最大的影响就是让我认识了很多艺术圈的朋友。现在，世界上许多和我同一年代的艺术家，还有比我年长和年轻的艺术家，我都认识，并是很多人的朋友。

　　B：听说您和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也是朋友。您说过自己是被误解了的后现代主义者，正如德里达是被误解了的解构主义者，为什么?

　　A：在悼念德里达的文章中，我的确这样写过。80年代中期，外界对德里达的解构所作的解释曲解了他的本意。同样，我理解的“后现代”只存在于某个时期，我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被认为是世界后现代主义的中坚，我对此很不满意。 德里达和我在上世纪70年代就认识了，关系非常好。1978年，我在巴黎举行了一个名为“间”的展览，那是一个关于东西文化的展览。当时，德里达和福柯都去参加了。在80年代，德里达曾在日本演讲，解释我的“间”思想，他解释得非常到位。很多建筑师跟德里达的关系很好，因为他用自己的理论体系来分析建筑，对建筑有很深的思考。

　　B：您的衣服都是三宅一生(著名服装设计师)设计的？

　　A：我和三宅一生是邻居，自从认识他以后，我就一直是这副打扮。在上世纪60年代末，他还没有出名，我就看好他一定会很有前途。我为他的书写序，把他的作品介绍到巴黎，在我自己的展览上展出。三宅一生是世界上第一个设计出没有领带的衬衫的服装设计家。我的衬衫都是他设计的。现在，几乎所有的建筑师的穿衣风格都是这样，但在70年代，只有我一个人穿他设计的衬衫。在60年代，我们受披头士的影响，穿得都像他们：裤子长长的，头发像爆炸一样。我那时也很嬉皮，打扮得很醒目，给人的印象就是经常换领带，好像家里有1000根领带似的。

　　B：您怎么认识小野洋子(列侬的妻子)的?

　　A：她是我认识很久的朋友。最近，为了都林奥运会的开幕，我们还一起做了一个冰雕作品。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所以经常被事务所的人指责，被拉回来做建筑。

　　“1968年，我是‘毛主义’者”

　　B：听说您不仅读过毛泽东的《矛盾论》，还向别人推荐?

　　A：毛泽东对我的影响很深，当时我是个“毛主义者”，还参加过运动。“1968年”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是，所有的事都处于矛盾中，就像毛泽东的《矛盾论》，所有人都在暴走。70年代之后，我就不这么认为了。在那之后，我的建筑观、生活态度等，一切都从零开始。就像“文革”之后的中国，很多年轻人觉得思想不连贯，很多东西必须重新开始。

　　B：作为一名建筑师，您是如何融入到社会的发展进程中的?如何寻找自己在社会中的定位?

　　A：我是“间接”地对社会发表意见，比如通过艺术、文学、哲学等手段，既表达自己的建筑思想，又表达对社会的意见。正因为如此，我和日本政府一直很对立。因为当我从文学等角度来解读建筑时，就会和政府有分歧。正因为如此，日本政府的建筑项目不允许我这样的设计师来参与。到现在，我还在和他们抗争。

　　B：你这样抗争，是受到老师丹夏先生的影响吗？

　　A：丹夏先生经历过战争，在战争时期，他非常反动，站在革命派一边。就他这一点，我虽然作为学生，但不太认同。战后，他变得温和了，一直在大学教书，和政府的关系也温和了。

　　B：你答应樊建川先生在四川设计日军馆，为什么?

　　A：日军馆展示的都是普通日军士兵的东西，都是反映人性的。

　　B：你父亲是日本共产党员?

　　A：不是共产党员，是受到共产党影响的人。以前，他在上海念大学时，结识的朋友都是日本共产党的成员。他还没有开始参与反抗活动时，他的朋友们就都被抓起来了，所以我的父亲没有机会继续。

　　B：在你的家里，现在还有什么中国元素吗?

　　A：我父亲很喜欢牡丹花，家里一直种。他也喜欢中国的毛笔书法。日本的艺术中，一直有两种精神在对抗和竞争，一是日本精神，一是中国精神，而我喜欢的艺术手法则是中国精神。

　　“那些未建成的建筑，非常有意义”

　　B：2000年，您设计的卡塔尔国家图书馆回应了您在60年代未建成的作品“空中城市”，这与您早年的“乌托邦”理念有关吗?

　　A：当时卡塔尔国王看到了我的作品，于是想建一个，我觉得可行。那应该是“乌托邦”理念实践的一种可能性吧。 90年代，我接受珠海市政府的委托，在珠海附近的南海上设计了“海市计划”，那是一个人工岛规划，将是一个与现行政治、社会公认的各项制度完全隔绝的世界。那是最接近我的“乌托邦”理念的一个作品。

　　B：您在70年代的代表作“天空城市”是否与当时日本新干线开通，以及你本人酷爱科幻小说有关?

　　A：那是为大阪世博会设计的，设计时，我希望把世界上所有的科技都用上。我经常坐新干线找灵感，幻想自己读完了世界上所有的科幻小说。实际上，我一共读了100多本科幻小说。我喜欢的科幻小说家都是喜欢讲世界存在超能力的故事，这和印度的理想主义很像。说到科幻，我还想补充一点，美国虽然拍出了电影《星球大战》，但那不过是一个补充的神话，因为美国人没有“过去的神话”，所以只能补充未来。而神话在中国、日本、印度则都源远流长。

　　B：80年代您的经典后现代建筑“筑波中心”由许多的历史碎片拼贴成的，比如米开朗基罗坎比多里奥广场等，这种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否也体现了您的“未来城市就是废墟”的观念?

　　A：并不完全是。废墟有两种概念，一种是现实中真正的废墟，一种是虚拟中、想像中的废墟。“筑波中心”是70 年代的想象废墟，这件作品里同时包含了这两种概念。

　　B：西方建筑师库哈斯先生曾说过，您在90年代的建筑作品似乎是对城市更积极性的回应，而在80年代则很消极，为什么会如此不同?

　　A：那是因为在80年代，我和所谓的日本化的东西对抗，比如表现日本民族主义的京都厅，后来我受到的挫折太多了，所以看上去比较消极。说得直白点，在80年代，我老在和别人吵架，在90年代，我开始讲策略，让自己更柔软一些，把根源挖出来一些，让一些具体的建筑方案可以出来，于是在建筑的可实施性上，下的功夫更多一些。而一些建筑，如“海市”计划，一开始我就知道那将是建不成的;那些未建成的建筑，却是非常有意义的。

　　(感谢胡倩、韩晓峰、纪海燕对于本次访谈提供的帮助。)

　　矶崎新简介

　　1931年出生，1961年完成东京大学建筑学博士课程。

　　1967年获日本建筑学会大奖，从此成为几十年来活跃在国际建筑界的大师，获奖无数。其作品多为大型公共建筑，设计风格尤以创新、有气魄著称。他近几年设计了大量作品，尤以美国弗洛里达州的迪斯尼总部大楼、日本京都音乐厅、德国慕尼黑近代美术馆、西班牙拉古民亚人类科学馆、日本群马天文台、中国大剧院方案竞赛等尤为著名。

　　矶崎新是现代主义建筑向后现代主义建筑过渡中有力的实践者、思想者和推动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