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富翁被迫逃亡揭示社会贫富矛盾(组图)

　　一个房地产富翁的逃亡之路

　　建设局局长猝死

　　“我不得不伤心地离开邵阳，这个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个我苦心经营事业的地方。去年12月20日至今已有半年，春节、端午节，我一直不能与家人团聚，我一个男人不得不偷偷地躲在异地他乡痛哭流泪。我是邵阳一个规矩的投资人，为什么有如此遭遇？我想有个家，我需要公道……”

　　2004年6月30日凌晨2点，北京东郊一栋陈旧的居民楼，四楼一个简装修出租房内，傅中意又一次从梦中惊醒。

　　窗外小雨淅沥，黑夜一片沉寂。想起半年多的逃亡生涯，这个41岁的男人满腹酸楚，他难解心中苦闷，开灯提笔给媒体写信。刚开了个头，泪水很快夺眶而出。

　　对停在窗下的那辆金色本田车，傅说不出是怎样的滋味。大祸可说是由此而起，可它又是陪伴自己逃亡的唯一一件未遭洗劫的值钱家当。

　　2003年12月20日，是傅中意一生都难以忘记的噩梦。早上8点18分，他筹办了一年的中一宝庆天厦工程将举行动工拆迁仪式。中一宝庆天厦规划32层，傅有意将这栋邵阳市第一高楼打造成邵阳的城市名片，也作为自己事业的一个里程碑。

　　8点整坐车出门，却被一辆停放在路口的桑塔纳轿车挡住了。半个小时里，他心急如焚地在对面建民宾馆寻找车主，而工地上一个电话接一个电话催问他何时到场。

　　一时冲动，傅中意踢了桑塔纳前灯一脚，他的弟弟接着拿起铁棍砸碎了前灯。这时，桑塔纳轿车的主人从建民宾馆冲了出来。一个领导模样的男人一边大喊“我把你家店子烧了，搞死你！”一边向一家布艺店冲去。

　　此人是邵阳市下属的邵阳县建设局局长邓节生，傅中意并不认识他，但意识到对方来头不小，因此在邓节生冲向店铺的时候，在坡道上搭起一块木板，惊慌地开车跑了。布艺店老板告诉邓节生这家店并不是砸车人的产业，邓节生怒气冲天地转头而去，孰料没走几步，突然一头栽倒在地不省人事。等救援人员到场时，邓节生已经死亡。

　　短短几分钟里，一个男人离奇死亡，而另一个男人的命运彻底改变。有目击者事后证实，两个男人之间始终没有肢体碰撞。两个月后公布的尸检报告显示，邓节生因重度冠心病猝死。

　　但是，邓节生的家属一口咬定傅中意就是杀人凶手，并引发了震惊全国的“扛尸案”(也称“打命案”事件)。四天内傅中意的住宅和公司被打砸洗劫一空，他也被逼上了逃亡之路。

　　2004年6月29日，傅中意的妻子杨丽芳打开邵阳湘贵黔建材市场六楼的铁门，这里是他们昔日的家和公司总部所在地。扑鼻而来一阵恶臭令人窒息，记者看到，“有钱算什么？！”“为富不仁者杀！”“血仇必报”……这些用墨汁和红色喷漆喷写在墙壁上的标语，与一幅幅骷髅头图案让人心惊肉跳。

　　客厅内一片狼藉，当初摆放邓节生尸体的地方，散落了死者的衣物和十几床被子，地板里的电线被拔出搅成一团，音响、电视机、电冰箱上都是被摔砸后留下的裂痕和凹陷。卧室的地毯上到处是撕烂的纸片、瓜子壳、翻倒的酒瓶、残缺的桌椅、方便面盒。所有的柜子全都空了。

　　推开卫生间的门，浴缸里厚厚一层干结的粪便，半年过去了，依然臭气熏天，杨丽芳一阵恶心，奔向阳台呼吸新鲜空气，窗户的玻璃被砸碎了，眼前是一堆堆焚烧后的余烬。

　　……

　　窗外的雨渐渐停息，傅中意稳定了一下情绪，继续在灯光下写信，他不知道妻子前一天在阳台上抱着她曾苦心栽培、如今早已枯死的花草失声痛哭。

　　半年来，夫妻俩相隔两地，见面的日子屈指可数。杨丽芳在电话里总不敢流露自己的伤感，最初的一段日子，总是傅中意在电话一端忍不住失声痛哭。

　　“老傅现在变得非常脆弱，我生怕感染了他……”杨丽芳说。

　　“打命案”的“三光政策”

　　站在傅中意家中，半年前的一幕幕仿佛就在眼前，触目惊心，邵阳市民张华军当时一直在现场看热闹，对当时情景记忆犹新：

　　12月20日上午10点，邓节生死亡不久，第一批家属(估计有100多人)就匆匆赶来，看热闹的群众也从四面八方蜂拥而至，将建材城堵得水泄不通。

　　家属嚷着要找傅中意算账，而傅中意担心局势失控，在外躲避。下午，家属情绪开始波动，嚷着“把尸体抬到傅中意家里！”张华军觉得奇怪：为什么没有警察制止？

　　邵阳市双清区公安分局局长龙卫平告诉《新民周刊》，他早上10点就到了现场，“我是第一个到现场的警察，我穿着制服。”龙卫平解释，他当时叫来了数十名警察，但因为是星期六，不少警察穿的是便衣。

　　“死者家属越聚越多，警方不便采取强硬行动，以防激化事态。”龙卫平说。邓节生的尸体就这样被顺利抬进傅中意家里。张华军跟着上了六楼，“他们砸开铁门，将尸体放在一张木板上。”

　　家属一开始比较冷静，守着尸体等待傅中意露面。这时，张华军看到了现场有4个警察，但他说，警察也像看热闹的一样，静静地望着屋内的人，20多分钟后就下了楼。

　　冷场了，看热闹的人也觉得索然无味。张华军下楼接了一个电话，10分钟后上来时，傅中意的家已经一片狼藉。几个酒坛子全被砸烂，屋内一股浓烈的酒香，电视机、微波炉被摔在地上。

　　“20多个农民模样的男人在砸东西，他们一个一个柜子地翻，把脚上的破布鞋扔掉，换上柜子里的高档皮鞋，把一套套毛料西服套在自己沾满泥巴的旧衣服上。”

　　这些人冲进傅中意的办公室，抽出书柜里的书，每本从中间撕掉十几页塞进兜里，说是过一会儿上厕所用，然后将残缺的书扔到地上猛踩。根据傅中意事后整理的清单，被盗毁书籍300多套，其中25册《中国名家名著》价值近4000元，7册《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价值近3000元……

　　“现场好比扫荡，抢光、烧光、砸光。那时天冷，有人砸椅子点火，但火不旺，因此又跑到办公室抱来一大堆收据、发票、设计图纸、合同、公司账目来生火。”傅中意20多年来一天不断的22本日记也都被付之一炬。

　　人们打开冰箱，翻出傅中意家中的腊肉、野味烧着吃，有人想砸酒柜里的酒，被叫住了：这么好的酒，砸掉浪费了，喝！四五十瓶“五粮液”、“开口笑”连喝带砸，20多条香烟也转瞬消失……从下午3点到6点，“打命案”的人一直在断断续续打砸烧，喝醉后在地毯上到处呕吐，然后钻进卧室里的被子睡觉。

　　张华军说，可能有便衣警察在人群中，但他没有看到一个人出来阻拦。100多个看热闹的人就这样望着那20多个人疯狂地打、砸、烧，有人磕着瓜子议论说：“这个人肯定是个大贪官，你看房间这么豪华，烧掉一点没关系，他反正有的是钱。”还有人说：“砸得真爽！”

　　警方不作为？

　　上周，邵阳市双清区公安分局局长龙卫平接受《新民周刊》采访时说，这一切都是因为傅中意迟迟不肯露面协商造成的。

　　然而傅中意怎敢露面？他说：“死者家属在警方眼皮底下顺利扛尸进屋，打砸一通。另一方面，警方没有验尸，也没有对目击者进行调查，在20日下午就说有8个人证明我与邓有肢体碰撞。”

　　傅中意一家对警方产生了强烈的不信任感，杨丽芳在向龙卫平求助时，特意让司机绕着邵阳城兜圈子，就是生怕被警方利用手机定位技术抓到。

　　如今，龙卫平也对《新民周刊》承认，当时的确有人做了伪证。邵阳民间有一种传闻，傅的某一个商业竞争对手可能是事件背后的黑手：煽风点火，误导警方。

　　12月21日，邓节生死后第二天，一辆辆中巴车从邵阳县源源不断运来邓节生的乡亲，傅中意的员工说，他们听到一些农民嚷嚷，来建材城不仅有车坐，有吃的，还有钱拿。

　　邓节生曾长期工作过的五丰铺镇，许多村委会组织村民前往建材城。邓节生的家乡黄塘乡，乡政府人员几乎全都到场。邵阳县建设局除个别人出差之外几乎全都到了现场。财政局、物价局、计生委、商业局等单位的公务员也都先后赶到。

　　龙卫平介绍，当时的人数不谈上万，至少有数千。邵阳市双清区政法委负责邓家亲属们的吃住，一天就是几十桌，为此邵阳市县两级财政花了七八万元。

　　大量群众从附近的新邵、邵东、隆回等县赶来看热闹，傅中意的家里挤了数百人，围观者之一的张华军说，现场像赶集一样热闹。

　　下午，“打命案”的人开始砸傅中意另一栋刚装修好准备交付买方的复式楼，将玻璃砸得粉碎，墙上到处喷上“为富不仁者杀”、“血债血还”、“有钱算什么？！”

　　此时，现场几乎成了旅游景点，围观者几十个人一组轮流上楼观看，砸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杨丽芳说，警察有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即便傅中意真的杀了人，警方也要保护他的合法财产，但她多次请求警方制止死者家属的打砸行为，却没有人搭理。

　　张华军说，他在现场没有看到一个警察，群众上楼看热闹毫无阻拦。一个民警透露，当时有位警察穿着便服进入现场查看后跑到建民宾馆跟领导说，再这样下去要犯法的。但七八十名警察依然在宾馆大厅待命。

　　龙卫平对《新民周刊》解释，警方一直守在门口维持秩序，他抱怨傅中意将警方推到了风口浪尖，警方成了风箱里的老鼠，在邓、傅和社会舆论间，三面不是人。

　　一位警察的话似乎能够说明一点问题：“人家死了人，让他砸一点东西平衡一下也是可以理解的。”

　　因此，警方在执法与协调之间似乎更倾向于后者，试图两面讨好。傅中意说，警方12月21日要他先交1万元，作为死者家属这几天的生活费，并许诺将尸体搬出傅家。

　　12月22日，继续在现场围观的张华军终于看到了警察：“家属在打牌，警察坐在一边看。”他说，警察将摔倒的东西扶起来，让家属赶紧把现场收拾一下。傅中意根据公安局的要求交了钱，但尸体还在屋内，死者家属还运来了水晶棺材。龙卫平解释说，警方第二天就准备将尸体搬出去，无奈傅中意不肯露面，警方无法做通死者家属的工作。

　　就在这一天，傅中意得到消息，警方决定以“过失杀人”为由对他进行追捕。龙卫平更正说，追捕傅中意的理由是涉嫌“过失致人死亡”。“我决定逃亡，以免遭受不白之冤。”

　　逃亡，无奈的抗拒

　　邓节生的遗体于12月27日火化。杨丽芳打开房门几近昏厥，这是怎样的一个家：打砸者撤退时将大便拉得满地都是，家里数十只鸽子、一条宠物狗全被宰杀做了下酒菜，连阳台上的花草都被扯断。5万元现金、戒指、项链、玉佩、手表、傅中意苦心收藏的数十件纪念品被洗劫一空，柜里的几十套西服、20多双皮鞋……几乎所有值钱的衣物都不见了，连厨房内的精致餐具都被掳走。

　　龙卫平说，警方请物价局估算，损失只有3万多元，然而，傅中意说直接经济损失就有近40万元，“能带走的全被带走，不能带走的全打烂。”

　　傅在长沙不断给邵阳市有关领导写信申冤，他轻易不与人联系，一见到邵阳口音的人马上逃之夭夭。邵阳警方催其回家协助调查，傅中意提出要看到邓节生的尸检报告才肯回邵阳，而警方一直没有满足他这个要求。

　　2004年2月19日，傅中意看到媒体报道邓节生是因冠心病猝死，认为自己清白了，便到湖南大学找学者探讨邵阳第一高楼的设计问题。他在校门被一群邵阳警察堵住，带回邵阳后被行政拘留15天，拘留通知书案由是“故意损坏公私财物”。

　　3月4日，傅中意拘留结束，他奔走于各政府部门，终于在3月15日拿到了尸检报告。

　　法医鉴定书认为，邓节生生前患有重度冠心病，系冠心病猝死，但“情绪激动和外伤为原冠心病发作的诱因”。警方同时口头宣布：傅的行为不是邓节生死亡的直接原因，不构成犯罪。

　　但《新京报》报道，一位参与了验尸的法医透露，在最初的法医鉴定书上，仅认定“情绪激动”为冠心病猝死的诱因，“外伤”之类是后来加上去的。

　　傅中意要警方给一个书面定性，没有获准，同时，他请求警方对作伪证的人和参与“打命案”的人追究法律责任，也迟迟没有看到行动，傅说：“我感到绝望，当得不到公正，也得不到一个家时，我只有被迫再次流落他乡。”

　　2004年4月6日，傅再次背井离乡前往北京，他说：这是一种无奈的抗争方式。

　　邓节生之死已被单位定性为“为保卫国家财产，不畏强暴英勇殉职”。据说，家属已向邵阳县民政局提出追认邓为烈士。

　　2004年6月8日，邵阳市双清区法院开庭审理邓节生妻子诉傅中意人身损害赔偿案，但原告又突然撤诉。此前一次协商，邓节生的家属提出赔偿68万元，双方没有谈拢。

　　6月28日，邓节生的亲属与邵阳县建设局联合将傅中意与建民宾馆告上法庭，索赔30万元。

　　龙卫平说，傅中意应改变对警方的不信任态度，赶紧回邵阳协商解决问题，“事情没有结束，我们还在调查，既要追究打砸抢的人的责任，也会追究作伪证的人的责任，傅中意没有刑事责任，但还有民事责任，有一些赔偿问题需要协商。”

　　2004年6月30日清晨5点，傅中意提笔写道：公司所有资料都被破坏，邵阳第一楼泡汤了，我很痛心，我为这个项目融来8000万投资，投资方看到我的遭遇，对邵阳的投资环境产生怀疑，撤回了意向性协议。

　　我不怨死者家属，死了人，情绪激动可以理解。但我认为事态之所以恶化与警方不作为大有关联，在得到公正之前，我不会回邵阳。但我越来越不安，何时才能结束这种颠沛流离的逃亡生活……(撰稿、摄影／杨江)

　　财富观须“破”“立”并举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数据显示，贫富差距已成为中国社会的第二大矛盾了，中国社会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各种扭曲的财富观，如“仇富”、“藏富”、“崇富”和“炫富”。湖南邵阳房地产富翁被迫逃亡的前前后后，也折射出扭曲财富观的杀伤力。要纠正这些非理性的财富观，应当“破”“立”并举。

　　市场经济条件下，对财富的追求是每个人的心愿。财富是社会文明的基础和载体，追求财富，使得人人过上丰衣足食的幸福生活，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基本要求。在这样一个创造和享受财富的时代，树立一个怎样的财富观问题，显得格外重要。而且，作为意识的财富观，对经济具有能动的反作用，正确的健康的财富观可以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器，而不健康的财富观则会拖经济社会发展的后腿。

　　财富观的健康与否，判断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健康的财富观是积极向上的，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反之，不健康的财富观是消极停滞的，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而哪些非理性的财富观要“破”呢？

　　1、仇富不必要。我们这个民族对财富的认知很有特点，民间供奉的两位财神，一个是赵公明，是个军人；另一个是关公，还是个军人，他们都是杀富济贫的将士，而不是创造财富的英雄。“不患寡而患不均”，这句口号在剥削阶级社会中是有积极和消极两重性的，但在社会主义社会就另当别论了。试想一下，如果劳动者之间的财富分配水平彼此一样，就形成不了你追我逐的竞争气氛，到头来大家的财富创造和分配水平都难以较快提升。历史上许多的盛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激发了人民创造财富的动力，同时也扩大了国民的财富承载力。平均主义的思想意识会阻碍人们创造财富的动力。对于富人的合法财富，没有必要仇视。

　　2、藏富是傻瓜。有些富人看到社会上有仇富心理，就采取“藏富”的对策。不敢露富这一做法，不管初衷如何，实际的结果是逃避了他应负荷的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纳税、解决就业方面，富人在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比如，富人在创业时都会有一些常人所不能的可贵的精神品质，而且当他们富裕到一定程度，物质生活丰富后，就会追求精神上的富有，实现一定的自我价值，会为社会创造价值。如果富人是受人关注的对象，他的举止形象会对社会产生影响，良好的精神理念会对社会有着示范作用，引领着大家追求更美好的生活。而“藏富”就会让他们逃避社会责任，不利于贫者就业，不利于社会安定和发展，也不利于优秀品质的传播和社会精英文明的传承。

　　3、崇富要抛弃。如果说20世纪80年代前社会是仇富占上风，“患不均”为主角，那么，进入80年代后，拜金主义则有了相当一部分的市场。许多年轻人首当其冲，不顾道义，纷纷倒向了所谓的万能的金钱和权贵，走“崇富”的财富观道路。连人民的“公仆”胡长清、成克杰都在金钱面前失去了气节，李纪周等人也经不起财富的诱惑，从党的高级干部堕落成阶下囚。唯利是图的“崇富”观，以钱为中心，为了金钱可以昧良心、坑蒙拐骗，极尽各色手段，丧失了正义和道德的行为准绳，不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即使经济短暂发展了，但要牺牲人的良心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那是很悲哀的，这种发展也是不会长久的。所以，过度地“崇富”的财富观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健康持久发展。只有在全社会创造一种对财富的恰当的尊敬和推崇氛围，才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4、炫富要不得。与“崇富”相对应的是富人们的“炫富”。有些人一有点钱不是用于资本积累，却是摆阔挥霍，出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炫富式消费。如豪奢无比的黄金大宴、天价巨贵的衣着装饰和砸车烧钱的斗富比阔。“炫富”显然不利于生产的技术进步和扩大再生产，造成浮夸的社会风气，是我们坚决反对的。

　　我们应提倡富者取之有道，用之有度。贫者各尽所能，勤劳致富的财富观。反对“仇富”、“藏富”、“崇富”和“炫富”。富人的财富来得干净，用得有价值，还可以部分消除贫者的仇富心理。贫者不卑不亢，在自己的岗位上爱岗敬业，踏实上进，创造自己的价值。在社会上形成一种尊重财富的良好氛围，形成富人带头引领贫者跟进，贫者努力奋斗勤劳致富的互动，不断地把穷人转化为富人，达到共同富裕，社会才会进步和发展。

　　那么，应当树立怎样的财富观呢？首先，要明确，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作为企业经营者要有利可图，但不能唯利是图。公众尊重那些靠智慧和经验抓住身边机遇的人，尊重那些靠合法手段诚实致富的人，而对那些为达到积聚财富的目的，采用不公平和不光彩手段的人，大众一向是持鄙夷态度的。

　　为富要仁！这个仁，讲小点，就是富了要多做好事，做善事；讲大点，就是为国分忧，为国效力。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曾说过：“追求财富的增长，不是为了满足一己的贪欲，而是为了要得到一种行善的工具。”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些人腰包渐鼓，开始荣享“大款”的美名。如何支配这些财富？有些人主动奉献，或为希望工程献一份力，或为公共事业奉一份心，或为家乡办学送一份钱，或为救济灾区和孤寡老人表一份情，这些都是很可贵的。如华人首富李嘉诚，对于生活的要求远离奢华，对于公益事业却是一掷千金。对这样的富者，很多人表示景仰和尊重。我国的亿万富翁余彭年，已决定通过法律程序，把个人几十亿财产全部无偿捐献给社会而不是留给子女。诸如此类的富人用财行为，都是值得大大弘扬的。

　　其次，还要讲究诚信，合法经营，勤劳致富。每个人应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爱岗敬业，厚积薄发，勤劳致富。

　　在阶级对立的社会，因为社会规则不公平，官官相护，只图荣华富贵，不为百姓作主，造成穷者愈穷、富者更富的“马太局面”，于是，仁人志士才提出“为富不仁”，要求“均贫富”。如果社会公平了，每个人按自己的才能取得财富，贫者自然不会说长道短了。如今，中国在转轨时期的许多富人是依靠合法经营和市场机会发起来的，但有些人有了钱不知道自律，而去胡作非为，比着烧钱，包二奶，偷税漏税，假冒伪劣，行贿受贿等。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先富者形象。因此，要从根本上消灭仇富心理，需要一种公平竞争的社会环境，需要富人们洁身自好树榜样。那样，“炫富”也会自动消失。同时，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是“藏富”心理的宽慰剂。(特约撰稿／程恩富 夏 晖)